胡思乱想

1980年12月8日，约翰·列侬（John Lennon，1940-1980）在纽约的住处Dakota大厦外被一个疯狂的乐迷枪杀。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在自然灾害之后复又沉浸在文革可怖的红色之中，四人帮还有好多年才倒台，和苏联老大哥已经翻脸。而大洋彼岸的美国正经历着另一种文化变革，这种变革的最主要的代表就是音乐。.流行音乐的形式和内容一下子丰富起来，对音乐评价的纬度亦不再单一。彼时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音乐人，包括把民谣创作推上新的高峰的“抗议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把毒品和摇滚紧密相连的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演绎流行音乐史上最完美二重唱的保罗·西蒙（Paul Simon）和加丰凯尔（Garfunkel）；还有老鹰乐队（the Eagles），还有伯兹合唱团（the Byrds）……它们构绘了一个激动人心、如火如荼的岁月。今天再度轻轻念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嘴唇甚至因激动而振颤。而毫无争议的一点是，披头士（the Beatles）是那个时期的地球上最为耀眼文化现象，这才有了列侬的“我们比上帝更受欢迎”。

那个年代的美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道德危机。越战到中后期，人们开始发现自己被政府所蒙骗；由于在战争中政府权力的强化而导致检查制度泛滥、对民众自由的倾轧；以及当时频繁曝出的司法系统的腐败。诸多的社会问题而导致的道德危机在美国这个以自由而著称的国家的上空笼罩着，“美国梦”一下子成了一场“美国空梦”。年轻人感到难以再相信高高在上的政府，战争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亦让人无法平复。迪伦这样唱出了一代年轻人的控诉：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他才能被称为一个男子汉？
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海洋，它才能安详地躺在沙滩？
炮弹要穿梭多少次，他们才会被永远地禁缚？
这答案，我的朋友，这答案在风中飘荡。

一座山将屹立多久，才会被冲刷入海？
人们还得挣扎多久，才能获得自由？
一个人要把头转过去多少次，来假装他什么也没看见？
这答案，我的朋友，这答案在风中飘荡。

一个人得抬头仰望多少次，才能看到天空？
一个人得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民在哭泣？
多少人死后，他才会明白，太多的生命被抛弃？
这答案，我的朋友，这答案在风中飘荡。

在那个希望被现实所幻灭的背景下，多少年轻人在吹起的一个又一个五光十色的虚无当中寻找解脱。这就是当时反主流文化被神化的必然。他们举牌游街，他们留起长发，他们和警察殴斗，他们一起吸食大麻，他们相信了那个他们一手造就的漪欤盛哉的摇滚神话。也许在现在的年轻人来看，美国60年代的文化是最热闹最有血性的，这是美国文化输出上的成功。但是事实上神话的破灭是迟早的。“如果你还记得60年代发生过什么，那说明你根本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实际上，那个年代的一切都被不断的放大放大，直到变得让人无法逼视。

也许每个热爱摇滚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把那个年代当成自己精神上的故乡，但是事实并不像描述的那样精彩，那样让人留连忘返。披头士的创始人、乐队的团长约翰·列侬成了第一个撕破神话的人。1970年12月，列侬接受了一次访谈，地点在他经纪人位于纽约百老汇的办公室。居高临下，远离白昼的喧嚣车声，那是一间嵌着核桃木壁板的巨大会议室。这次专访是列侬的一份重量级宣言，他毫无保留痛快凌厉地对60年代的神话进行了揭露。关于披头士的解散，关于经纪公司的丑恶，关于“神奇四人组”的不合，关于其他许多艺人的虚假无聊和可憎之处。他几乎对一切他所看到的虚假都不遗余力地攻击了，甚至包括自己和自己创造的神话。他坦露了自己在“艺术家”和“经营者”之间的痛苦辗转，他坦白了自己接触致幻剂和毒品的经历，他曝光了乐队不堪闻问的阴暗面。“一个人必须彻彻底底地作践自己，才能进入披头士的状态”“迪伦的新专辑是一堆狗屎”“米克·贾格尔是个笑话”“激进嬉皮士让我恶心透了”“我的技术不怎么样”“我弹得很烂”“我们无非是一个把事搞得很大很大的乐队……仅此而已”。一向沉默的列侬以这种凶悍的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而他的爆发会让你明白，现实对列侬这样的天才艺术家的压迫是何等强烈和残酷。在那个混乱不堪的年代，列侬选择了以自毁来重新定位自我。

列侬说出了真相，他彻底毁掉了清纯可爱的年轻披头士形象，也毁掉了以披头士为代表的摇滚神话。为无数年轻人所朝拜的那个传奇终于被拉下神坛。60年代的文化虚无终于被釜底抽薪。之后“保罗·西蒙和加丰凯尔”二重唱组合，民谣摇滚超级乐团CSNY和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纷纷宣告解散，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暴毙。1970年成了一个转折点。

而后离开披头士，约翰·列侬得以更真实地投身到音乐创作和反战运动中。他写下了著名的单曲《想象》（Imagine）、《工人阶级英雄》（Working Class Hero）和《给和平一次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在阿姆斯特丹，他和洋子进行了长达一周的床上和平运动（Bed-in for Peace）。在纽约，他和洋子竖起了巨型的广告牌“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他退回了不列颠帝国勋章，以此抗议英政府对尼日利亚的政策和对越南的军事行动。他为纽约警察捐资购置防弹衣。1980年12月8日，约翰·列侬在纽约被枪杀，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当月14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00，全世界为约翰·列侬默哀10分钟。从此，人们将只能从唱片上听到列侬的声音“想象所有的人，都能和平安详地生活”（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从“地球上最受瞩目的现象”到“约翰·列侬是神”。回过头来不难想象，列侬所要打破的那个神话曾经是多么牢不可破。在当时，那是一代人所共有的光荣与梦想，是无数的青春共同的精神慰藉。但是列侬依然这样做了。他在God中写下了这样的歌词：

那才是真理，梦已经做完了。
我还能说什么？梦已经做完了，就在昨天。

我曾经是海象，但现在我是约翰。
我曾经是织梦的人，现在我已重生。

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得自己过下去，梦已经做完了。

这篇重磅炸弹式的专访最初分成两部分刊登在1971年的《滚石》杂志上。采访记者就是《滚石》杂志的创始人杨·温纳（J. S. Wenner）。二十四岁那年，这个愣头青拎着录音机就去见列侬夫妇。用杨·温纳自己的话说，“这篇专访固然因为当时访问者技术未臻成熟而有不少缺失——既没有方法论，发文也毫无条理”，但是这个天才的记者尖锐而无所畏惧的采访完美地“呈现出一个艺术家的自画像”，成为了后来文化访谈的经典范例。2000年10月，这篇专访以英文单行本发行。2006年9月，单独成册的简体中文版发行，便是我手中这本《列侬回忆》（Lennon Remembers）。